2800万青少年抑郁之困：被“好孩子”标准捆绑，县城医院找不到心理医生

“我失眠、焦虑难耐，但他们认为我是因为太脆弱、太矫情。”

“爸爸妈妈不理解，如果告诉老师，学校可能会记入档案，同学会远离我。”

“我有家，但是我又没有家；我有爸爸妈妈，但我是个孤儿。”

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们常常这样表达他们的感受。在成年人建构的图景里，青少年似乎不应该有痛苦，但实际上，恐惧与不安常常伴随着他们。当他们鼓起勇气求助时，得到的常常只是一个又一个质疑，最后只能诉诸于极端方式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。

“每40秒就有一个人因自杀失去生命。”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《2022年世界精神卫生报告》，全球约10亿人正在遭受精神障碍困扰。由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、健康时报、好心情心理医疗和心理健康数字服务平台等机构共同发布的《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》(下称《蓝皮书》)报告则显示，目前我国患抑郁症人数达9500万人，18岁以下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.28%，超2800万人。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，50%的抑郁症患者为学生。

遗传、家庭、社会等因素，以及应激事件都有可能成为青少年罹患抑郁症的致病因子，《蓝皮书》显示，人际关系、家庭关系、学业压力三个关键词对学生影响最深。

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副院长、儿童精神科主任医师叶敏捷告诉时代财经，每一个孩子都是足够好的种子，但是好种子需要好环境、好土壤。当孩子的情绪养育不足时，孩子一遇到挫折就会变得脆弱。青少年在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重要发展时期，如果相关的发展需求没有得到满足，长期累积下来超出了孩子的承受范围，就有可能引发“情绪发烧”。

然而，在面对青少年的情绪发烧问题时，社会的整体关注度往往有所欠缺，以致于孩子的痛苦在反复的被忽视中不断累积，给心理健康问题的爆发埋下隐患。

“孩子所需要的营养，我们分为身体营养和心理营养，当下很多父母非常重视身体营养，但安全感和自主感等心理营养却被忽略了。有的家长在孩子幼儿时期就和孩子说，‘接下来路要自己走了’，也许这个孩子会不得不过早地开发自己的心智，变得独立、优秀、乖巧，但在情感上他是孤独的，他们也许有能力，却失去了动力。”叶敏捷对时代财经说。

而每个生病的孩子背后，或许都有一个生病的家。创伤不仅仅始于“出生”，因为创伤会代际传承，父母小时候的匮乏也许会体现在对孩子的养育之中，父母或许会缺乏力量、过于理性、过于控制等。但这不是父母故意的，而是由于父母小时候也缺乏这些养育。

“这不是一个个体或者是某一对父母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都存在的问题。在我们长期追求理性的社会文化氛围中，往往只有整齐划一的标准，大多并不太重视情绪等个体化的心理感受。”叶敏捷指出，“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已经达到一定水平，现在的民众开始越发关注‘情绪养育’，但是很多家长却不知道怎么做，因为他们没有被这样对待过。”

成为“努力”的小孩

16岁的苏微来自甘肃庆阳。在这一座西北五线小城里，学习依旧是通往大都市的唯一路径。

在确诊抑郁症之前，苏微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。她所就读的中学是市里的重点，“不学习你以后要干什么”“不吃学习的苦就得吃社会的苦”，这类话常常被老师们挂在嘴边。

努力成为一种习惯，直到某一天，苏微开始出现失眠、间歇性的暴食厌食等症状。2021年上半年，她确诊为抑郁症。

2021年下半年，她在原来的学校留级，随后选择转学到庆阳市某下辖镇的一个普通中学。

“以前我在重点中学，1000多人只能排到100～300名，但现在学校只有100多人，我可以稳定在前几名。”这让苏微轻松了不少。入学之后不久，她还把药停了。

眼下，苏微正在中考冲刺阶段，对于她而言，考上重点高中是当下唯一的目标。

与苏微不同，生活在深圳的15岁女孩安宁对学业压力表现得毫不在意，困扰她的是另一个问题——努力学习的意义是什么。

11岁左右，这个问题就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安宁的脑海里，但却迟迟找不到答案。

“意义”两个字放在深圳这座奋斗之城里，显得虚无缥缈。这让安宁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割裂感，她明白人得适应环境，学生有学生的本分，但她没办法克服自己的不安、焦虑，去成为一个“努力的小孩”。

“总感觉写作业没有什么意义，我可能太过于探求意义了。”安宁告诉时代财经。

她开始不写作业，继而发展成厌学。随之而来的是成绩下滑，从重点中学转入普通中学。

现实的急转直下，成为压垮安宁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2022年7月的某一天，安宁采取了极端手段，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。隔天，安宁去医院就诊，确诊了抑郁症。“我扛不住了，我觉得我需要一个确诊，需要一个心理咨询师。”她想。

确诊至今，安宁坚持定期就医、服药，而她也并没有放弃探求学习的意义。只是，当下她开始尝试着去适应体系。

“其实我想学就能学好，我的成绩并不差，只是陷入到困境之后，就很难让自己进入学习状态，我明白自律是可以被培养的，我正在尝试。”安宁对时代财经说，“生物总得适应环境吧，到了初三，我学习状态也挺好的，我开始写作业了，很荒谬。”

“在你身处困境的时候，谁可以帮助到你？”时代财经问道。

“我小学3年级的妹妹，小孩子自带快乐，她喜欢黏着我，能给我带来一些积极的力量。”安宁回答。

“我们对孩子只有标准”

尽管苏微和安宁所面对的困扰各异，但两者均指向了学业压力，而这种压力往往与社会的主流评价标准相关。

“当下，学校采取各种手段、资源来调动学生之间的竞争，这种竞争给孩子们带来巨大的压力，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学业压力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，学业压力是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。”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项贤明曾公开表示。

以苏微曾经所在的重点中学为例，排名仍然是最为重要的竞争手段。“如果成绩不好，侥幸进了重点班也不会被接纳。”苏微对时代财经说。

安宁则代表了另一种情况——拒绝接受现行的应试教育制度，以致产生厌学行为。叶敏捷告诉时代财经，在他接诊的患者中，一些学霸小孩常常问的是，“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为什么要活着”，这些小孩比年纪更长的一代人，更早地停下来去思考和探索这样的问题。

“现在很多学霸都在思考，我为什么要读书，我凭什么要读书，我读书干什么。如果说为了赚钱，没有必要，爸爸那几套房子给我够用得很。为了生存，又没有什么生存压力，他从来没有体验过有生存压力的感觉。对孩子来说，这是很荒唐的事情。”叶敏捷说。

不堪学业压力重负，拷问学习之意义所在，在孩子没有确诊抑郁症之前，这些问题在部分家长、老师看来，也是很荒唐的事情。甚至在自己的孩子确诊之后，有些家长仍然无法理解，为什么他们的孩子会出现心理健康问题。

“他们吃得饱、穿得暖，只是需要做好学生的本分工作，为什么会这么难？”这是家长们的普遍疑问。

在叶敏捷看来，父辈与孩子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，社会的进步导致两个群体之间存在隔阂，加上国内多数父母惯用经验认知来教导孩子，如70后、80后的父母，他们的成功经验是要好好读书，好好学习，但随着时代的更迭，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转变。如果没有办法站在孩子的视角去观察，那么很难实现两个群体之间的沟通。因此，孩子的养育，不仅需要学习情绪养育，也需要去打破家长的固有信念，打开格局和高度看待时代变化之下孩子发展的需要。

“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治疗师。”叶敏捷告诉时代财经，医院或者心理咨询中心只是孩子的“临时的替代喂养”，孩子到这里来只是在父母“母乳不足”时的过渡。只有家庭运转起来，他们才有依靠，才有勇气迎接外部挑战。

苏微和安宁均和时代财经提到，在确诊后，父母开始学会站在她们的角度去理解她们，尽管双方沟通仍然存在障碍，但父母态度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她们康复。 “在家人看来，只要你情绪好了，一切都好说。”苏微的表哥告诉时代财经。

“对于个体来说，规范是没有问题的，这是个体进行社会化中会面临的情况。社会存在这个规范和标准，父母可以引导孩子学习，但在规范的前面需要有情绪的回应，如果情绪都没有处理，孩子是没办法去管好行为的。”叶敏捷对时代财经指出，在中国人的智慧里，早就说了这个道理——先通情后达理。没有关系就没有教育，关系必须先于教育。但是很多家长对孩子又有很多“标准”，这些标准和要求却切实伤害了关系，孩子认为“你关心我的学习胜过我，你陪我写作业比陪我多”。所以，之后的“教育”自然也无法起效。

心理健康服务下沉之困

这些年来，叶敏捷所在医院的门诊几乎天天爆满，“只要排班都是满的”。他明显地感受到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门诊的接诊量正处于井喷期。

“2018年以来，每年来我们抑郁科就诊的患者都在增加，其中低龄患病者越来越多，小于15岁的就诊人次已经从2018年的3148位增至2021年的10613位，2022年的数据还没出，但肯定会增长。”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主任医师、精神六科病区主任谭忠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类似的情况。

另外，叶敏捷告诉时代财经，2019年年末新冠疫情爆发，对青少年的扰动很大，对于青少年来说，本来向外走的阶段不得不留在家里上网课，和家人本来有空间的也变得“亲密无间”，这些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提出了挑战。

近年来，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问题愈发受到重视。2019年年末，包括国家卫健委在内的十二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印发健康中国行动——儿童青少年 心理健康行动方案的通知》(下称《通知》)。其中明确提到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和精神障碍患病率逐渐上升，已成为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。

《通知》中提到，要建成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，形成学校、社区、家庭、媒体、医疗卫生机构等联动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，落实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障碍的预防干预措施。

针对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，《通知》指出，到2022年底，60%的二级以上精神专科医院设立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，30%的儿童专科医院、妇幼保健院、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开设精神门诊。

然而，要推动心理健康服务下沉并非易事。2023年2月，时代财经从江西省某县城的公立二甲医院了解到，这里仍然没有建设精神心理科，院内也没有一名精神心理科的医生。

在现实层面，除了科室本身建设存在的资金问题，更为艰难的是找到专业的医生。

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统计，截至2021年年底，我国精神科医生数量达6.4万人，只占全国医师数量的1.49%。

“精神科不是钱够了就能建起来的，我们需要人，真正能懂孩子的人。在精神科里，医生是药，但是这样的人才相对稀缺，很多精神科的医生对孩子的理解是不够的。我们如果关心‘病’比关心‘人’更多，儿童青少年是那么敏感，他们会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被重视、被尊重、被看见。光靠药物是无法帮助孩子真正活出生命力的，他们需要治疗，更需要养育。 因此，除了培养出更多懂孩子的精神科医生、治疗师，我们还需要让家长成为孩子的咨询师，医教家社结合在一起，用一个村庄养育一个孩子。”叶敏捷对时代财经直言道。

多位受访者均对时代财经表达了对医生的不信任，由于这种不信任的存在，他们无法从医生处获得有效的帮助。

第一次去医院面诊的医生就让苏微印象深刻。“他的长相和表情都很严肃，和我的交谈也十分短暂，只是按流程问诊、开药，吃了一段时间的药，除了失眠解决了，毫无好转。”苏微告诉时代财经，“在我看来，自我疏导、与朋友交心排解压力，都比去医院要好。”

一方面，青少年难以完全信任他者；另一方面，各地精神科医生的水平参差不齐，而心理健康问题也并非单靠用药就可以解决，医生对青少年患者的理解与否会影响到后续的治疗。

“精神心理科医生的培训是一个系统的工程，理解患者的培训、社会文化的培训也很重要。”叶敏捷告诉时代财经。

医生人才的培养只是其中一部分。外界不知道的是，实际上，精神科医生群体也在遭遇来自社会文化、患者层面的双重压力。

叶敏捷提及，二十多年前，污名化和病耻感在精神心理健康领域比较严重，导致医生也存在耻感。彼时，他跟别人提到自己是医生时，别人都很关心的问:“医生好啊，什么科的啊？”但当大家听到精神科时，便不说话了。

随着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大众的观念正在发生改变，对心理健康的重视正越来越被普及化。现在叶敏捷和朋友们坐下来吃饭，精神科医生是最受欢迎的，大家都来加他的联系方式，说家里有问题咨询他。

“在精神心理疾病上，预防远远比治疗重要，我们要逐渐从过度追求理性、追求标准的社会文化的束缚中解脱，去关注个体情绪的变化，补足情绪养育，让每个孩子活得有意义、有价值、有幸福感。”叶敏捷对时代财经说，“如果我们能在家庭系统、医疗系统、教育系统合力形成全面的治疗资源，那么即便是这个孩子有自杀想法，我们也可以和孩子去谈、有能力去帮助他，让他重新发展出关联感和自主感，情绪退烧，重新发现生命的意义。”